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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赢”时代终结? 中国末代“拆二代”的难言隐忧 | 文化纵横_能动性

时间:2020-08-05 15:24来源: 作者:admin 点击: 18 次
本文基于两个拆迁安置点的田野考察和对拆二代青年的访谈,发现与进城务工青年、普通城镇青年、少数优势拆二代相比,拆二代普遍没有外界想象中的那样,面对“飞来横财”出现生活态度与人生价值观的突变或断裂,而是在行…

《文化纵横》2020年8月新刊

《文化纵横》微信:whzh_21bcr

投稿邮箱:wenhuazongheng@gmail.com

✪ 钱全 |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

【导读】 自2019年官方新政明确“旧改”将替代“棚改”以来,一些人认为靠拆迁“躺富”的时代似将终结。“拆迁户”曾被视为“暴发户”的代名词,对拆迁致富的艳羡甚至影响了许多青年的价值观。在媒体报道中,“拆二代”也常以炫富、赌博、吸毒、斗殴、巨婴、妈宝、啃老等负面形象出现,然而,拆二代的真实现状究竟如何?

本文基于两个拆迁安置点的田野考察和对拆二代青年的访谈,发现与进城务工青年、普通城镇青年、少数优势拆二代相比,拆二代普遍没有外界想象中的那样,面对“飞来横财”出现生活态度与人生价值观的突变或断裂,而是在行动逻辑上呈现出“求稳”与“体面”,在职业选择上呈现出“退守”与“舍远求近”的保守倾向,在婚恋婚配中则呈现出“门当户对”与听从父母之言的特点。相比其他青年群体, 拆二代虽获得了城市化的多种红利, 但其能动性却在一定程度上被物质、社会、家庭、精神所“围困”,以致安于现状,向上流动的动力不足,甚至产生自我矮化的倾向。作者认为,拆二代的精神迷失部分源于财富“得而未得”的不确定预期,等财富真正到来时, 他们已度过了“三观”形塑的关键时期。而到了成长中后期, 获得物质优势的拆二代青年在风险社会与压力社会的现实情景中,同样产生了信任焦虑、压力危机以及主体性安全威胁,因此导向了能动性迷失的精神困境。未来这一特殊群体的人生能动性将如何重塑,有待进一步观察 。

本文原发表于《社会发展研究》2019年第3期,转自“质化研究” ,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位参考。

“被围困的能动性”:拆二代生活逻辑

▍问题的提出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持续推进, 城市扩张、城中村改造、异地搬迁等项目造就了一批特殊的群体——拆二代。他们一方面经历了房屋被拆、土地被征, 生活、生产状态被打断;另一方面受工作技能不足、学历较低等制约, 他们流入城市的“次劳动市场”中, 从事着低门槛、低收入的工作。不少拆二代青年, 因为社会环境急变、心态缺乏调适、工作技能不足、理财能力欠缺等原因, 很快陷入“坐吃山空”“游手好闲”与“返贫”的危机。城镇化过程中, 拆二代青年既从拆迁活动中获得利益, 也会因为新环境与旧惯习的强烈震荡而陷入人生困境。

整体来讲, 有关拆二代群体的研究大多基于二手材料, 通过深入田野个案真实反映该群体的生活、生产状况的并不多。并且, 中国社会公众对拆二代群体的认知大多建立于媒体对极端例子的负面报道。所以本文从田野调研出发, 关注并探索这一特殊群体身上的“青年问题”。调研显示, 大多数拆二代在物质、家庭、职业等方面步入低发展意愿、弱能动性的困局。这引起笔者及所在团队的研究兴趣, 也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为何拆二代会表现出弱能动性?

笔者以及所在团队分别在以下两地进行了为期20天和10天的田野调研:2018年10—11月在江苏省苏州市Y拆迁安置社区1, 2019年3月在湖北省武汉市L远郊村。调研点的选取上, 一是考虑苏州和武汉两地是我国东中部快速城市化的典型地域, 二是为了从更广泛的经验事实中寻求共同的逻辑。调研发现, 两地经济社会虽存在区域差异, 但 拆二代都呈现出能动性“被围困”的群体表征, 他们在“个体—家庭”双重结构性语境下“安于现状”“父母在, 不远游”“好男儿何必志在四方”。笔者试图描绘社会转型中拆二代的“迷失图景”, 剖析拆二代青年日常生活逻辑、弱能动性实践表征与发生机制。

▍拆二代青年若能动性实践表征

若将“能动性”从理论内涵的维度降低到具体的个体的需求层面, 比如结合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具化为生存、安全、尊重与自我实现这四个层次时, 那么拆二代群体在生存和安全层次的能动性有着充分的保障之外, 在尊重和自我实现的层次则表现为弱能动性。本文将拆二代“弱能动性”还原到具体生活情景之中, 从职业选择、社会关系、婚配模式等方面进行剖析、呈现其弱主体性的存在表征。笔者并非问题化该群体, 而是在社会事实的基础上, 解读该群体与其他群体的差异性, 以小见大地窥探整个城镇化浪潮对成长中的青年群体所产生的影响。

(一) 拆二代弱能动性的多维呈现

1.物质层面:拆出来的“躺赢一代”

拆迁安置所带来的经济赔付造就了特殊的青年群体——拆二代。在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视角下, 拆二代的行动场域、惯习都发生了重大变迁, 经济物质基础的变化无疑对他们行为方式、精神世界、价值观等都带来极大影响。“拆出来”的丰腴物质条件, 使得他们时常陷入新闻媒体中炫富、赌博、吸毒、斗殴、巨婴、妈宝、啃老等负面形象的报道, 这也污名化了该群体。

调研中发现, 拆二代的生活态度与人生价值观并没有出现大幅度的断裂与崩塌, 而是在行动逻辑上呈现出两种偏向, 即“求稳”与“体面”。 求稳逻辑指的是, 当拆迁家庭在短期之间获得财富后, 家庭经济资源的支配权主要仍由父代掌控, 所以拆二代生产生活秩序变动较小, 高度依附于父代经济权威。

我结婚后, 工作就在附近, 住的离两边老人都很近, 一是图个稳定;二是以后照顾老人也方便。我基本是每天都换着地方住, 过上了两头走的生活。(201810-A-Z, Y社区)

体面逻辑则根植于拆二代对传统乡村生活的剥离、对城市生活的期望。拆迁安置赔偿下的还建房、商品房满足了拆二代青年对城市房产的需求。基于消费观念建构的趣缘关系文化, 则满足了青年群体对体面的追求。例如:

我一位朋友, 家里最多的有7套房, 什么概念, 以后交税要交垮他!我们一般的也就4套左右, 目前也没什么压力, 找个安定体面的活儿就行。你看看社区里工作的那个小姑娘, 开着保时捷来上班, 图什么呢? (201811-A-Z, Y社区) 以前也会跟老婆一起出去, 什么都买, 吃吃喝喝, 很少在家吃。现在自从生了孩子, 基本都在家吃, 外面都吃烦了, 还是家里好。(201811-B-F, Y社区)

拆迁对新兴城市家庭关系和家庭结构产生了深刻影响, 拆二代不再担心因资源匮乏而引发的家庭代际、代内分配失衡危机。他们的城市化压力要远远低于农村青年。诚然, 拆二代也有“坐吃山空”的危机, 所以他们格外重视对孩子的培养。

2.社会层面:游离的社会关系与低层次职业选择

(1) “城乡之间”游离的社会关系网络

城镇化带来居住空间的变革, 让自然村落依亲缘、地缘延展的空间格局被标准统一的集中安置所替代。物理空间格局的变化, 带来了传统社会关系网络的疏离。同时, 城市生活、生产体系相互分离, 新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心逐渐向生产关系转移。 拆二代社会关系网络呈现出城乡两面特性:生活在“村”与生产在“城”。

首先, 生活关系网络在“村”。拆二代的父辈基本保留着乡土社会的人情关系圈。这使得拆二代的生活中体现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转型的张力。对乡村亲属、亲缘关系的留恋与持守, 是拆二代父辈生命周期后阶段最为重要的人生意义与价值归属, 也是他们为尝试搭建传统家庭伦理关系网络作出的最后努力。

我们家赶人情, 一年得1万—2万 (元) , 关系一般的2000—3000 (元) , 关系亲近的5000—6000 (元) 。这些都是跟着家里老人家送的, 像我结婚的时候, 那些来参加婚礼的远方亲戚, 我都不认识, 名字都叫不出来。也就这一次性的关系, 以后也没啥往来。(201811-B-Z, Y社区)

其次, 生产关系在“城”。农业生产的人际关联记忆已经脱嵌于拆二代的经济生活结构, 而城市生产关系网络相较于乡土社会的关系特性来讲, 表现出三种特征:一是契约性, 契约精神则始终贯穿于日常生产关联之中, 形塑出城市生产关系的规则属性;二是功能性, 契约规则服务于生产活动, 日常生产性关系的互动联结往往趋向功利性, 与传统地缘关系建立起来的社交价值逻辑存在较大差异;三是趣缘性, 公共关系向私人关系的发展更多依赖彼此之间兴趣偏好的趋同, 并且关系的维系需要投入一定的时间与经济成本。

我在这里 (街道办公室) 上班, 下班后直接回家, 偶然去看看电影什么的, 和同事也只是工作吃饭约一下, 好像好久都没约了, 上一次还是我进来的时候约的。我老公 (本地拆二代) 也是, 下班各自回家, 也常常加班。现在还没要孩子, 以后有了, 估计就不会身心全扑在工作上了 (笑) 。(201811-A-F, Y社区)

不同于生长于城市的青年, 拆二代的社会关系网络更为独立于父辈, 代际之间人情关系也缺少传递与维系。

(2) “舍远求近”的低层次职业选择

拆二代本身所处的教育环境相对较差, 父辈又相对缺乏对教育的投资力, 这使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竞争力不足。

除了少数远离父代、积极寻求自身职业发展的优秀拆二代, 大部分拆二代在职业选择路径中呈现出“退守”与“舍远求近”的保守倾向。主要原因包括:其一, 在就业机会更多更高的城市中, 拆二代需要在维系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上花费更多经济成本与情感成本, 即“在城市站稳脚跟, 要放弃很多”;其二, 他们的家庭资源较丰富, 父辈大都年富力强。因此拆二代只需要自给自足即可。不过调研发现, 不少父代对目前子代的生产生活状况并不满意:

我儿子现在就在后面的车管所上班, 一个月2000多块钱, 我自己现在村里干水电工, 很多年了, 差不多一年6万—7万 (元) 。开始也想他能出去闯一闯, 但他有点赌 (博) , 我们怕他学坏了, 还是留在身边比较好。就这一个儿子, 整垮了, 都白搭了。…… (对孙子有何期望?) 肯定不能像儿子一样, 至少教育要跟上, 现在我们给孙子上的幼儿园, 一学期都好几千上万的, 花销大得很。(20190306-B-W, L村)

大多数父代都试图将子女“留在身边”, 这些家庭往往比较融洽。“留在身边”的话语逻辑契合了拆二代的“退守”选择。拆二代以“百善孝为先”“责任感”等情感道德性话语, 一方面将“退守”塑造成“高大上”的形象, 另一方面劝服自我, 将“退守”合法化构建。部分拆二代自知奋斗不易, 所以与父辈在“尽孝”中达成默契, 并形成另一种家庭发展的共识:好好培养下一代。

3.家庭层面:团结型代际关系与低自主婚配

(1) 代际关系:团结型的“家庭联合”

在拆二代群体中, 联合家庭形态十分常见。联合家庭的代际关系走向团结、冲突还是矛盾, 取决于原生家庭与新生家庭之间对于矛盾需求的角力与协商 、家庭之间应对代际责任等所付诸的合理化与接纳家庭策略。

拆二代家庭趋向团结型代际关系 , 这是两代人之间达成情感观念、经济利益双向一致的代际互惠结果。拆二代家庭的父辈权威, 与传统农村家庭“大家长”式的权威不同, 代际间互动关系常以平等和关爱的形式展现。

我现在55岁, 算退休了 (笑) , 我们还建房分了4层, 第一层租出去了, 2—3层分别归我和儿子住。我们老夫妻一个月, 村里有600 (元) 补贴, 退休工资各有2000多 (元) , 还有房租, 又在师大附中边买了套商品房, 现在也用不上, 租给别人考学。我们钱是够花了, 一部分房租给儿子, 补贴他们, 但不能全给。平时旅旅游, 带带孩子。村里拆迁安置, 都给买了医保社保, 也不用他们负担什么。(20190307-A-W, L村) 我们和公公婆婆住一起, 房子太大了, 上下4层。我找个比较清闲的工作, 是因为孩子上小学了, 平时老人带, 接送放学还行, 但辅导功课还是我们来。我儿子的开支, 主要是老人负担了, 我们没什么钱 (笑) , 小夫妻还容易冲动消费, 看别人小孩的名牌婴儿车, 也买了个5000多 (元) 的, 后来想想没必要。(20190312-B, L村)

这些都反映了拆二代家庭关系的和谐, 两代居住空间邻近, 代际之间形成“各取所需”的均衡互惠模式。拆二代父辈从拆二代婚配、小家庭再生产、孙辈照料都提供了经济支持, 并从子代与孙辈身上获得精神慰藉与寄托的情感回报。 在拆二代家庭中显示出强烈的“三代一体”代际利益共同体的逻辑, 家庭成员将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分工视为联合家庭的公共义务。拆二代父辈自愿分摊家庭发展成本, 不是出于养老目标实现的自利行为, 而是“一荣俱荣”的家庭使命感。拆二代小夫妻在代际互助互惠过程中产生的情感依赖与经济依赖, 一方面根植于思想观念深处“听父母话”的代际信任, 另一方面源于“为了下一代”的共同发展目标, 这让两代人拥有了情感认同底色, 大大降低了代际冲突与代际协商成本。

(2) 婚配动力:低自主的“门当户对”

转型时期, 拆二代青年进行婚配的社会基础, 遭遇了两个层面的变化。第一, 传统婚姻圈的打破。传统社会中, 通婚圈和通婚样态建立在生计模式、公共空间、民间习俗等共同生产生活秩序之上。随着城镇化的推进, 乡村社会的传统秩序受到现代性和市场性要素冲击, 人口流动使得区域性、封闭性的本地通婚圈被打破, 适龄婚配青年进入全国性的务工市场和婚配市场。第二, 婚配自主权的解放。“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是传统婚姻权的支配形式, 而自《婚姻法》颁布以来, 婚配自主权由适龄男女自主掌控。家庭制度视角下, 父代对子代婚配权的主导, 是建立在家庭经济资源配置权之上。工业化、市场化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个人依靠就业市场、个人能力获得个体性收入, 这意味着家庭将减少对个体生活——比如婚配——的干涉。

拆二代青年从婚恋到婚配过程中, 反而出现了“门当户对”与听从“父母之言”的行动逻辑。苏南还出现了“两家并一家”的婚姻模式, 即双方在婚前会考量对方的财产状况, 婚后一般会生两个孩子, 不论男女, 分别继承双方财产。过日子、看望老人、照料孙辈等会出现“儿子媳妇两头走”的样态。

我和我媳妇就是 (两家并一家) , 这边很多都是, 一般是这样的, 双方呢都是独生子女, 现在女孩多宝贵, 她家会说:“凭什么要嫁给你们家, 我们家又不缺房。”现在条件都差不多, 女方不会轻易就嫁了, 除非你特别有钱, 出得起高价彩礼, 或娶个外地媳妇, 但娶外地媳妇一般婆婆不愿意, 因为像安徽那边, 嫁过来两家经济条件差别很大, 那边要是拖家带口或亲戚过来打工, 你不帮忙又不行。(20181109-B, Y社区) 当地一个反例子, 双方家庭都比较有钱, 最后只生了一个孩子, 感情就不太好了, 于是两家人开着几十辆豪车, 堵在马路上抢孩子。最后估计是离婚了。(20181107-A-W, Y社区)

与进城务工的外来青年相比, 拆二代群体在婚姻市场中更有竞争力。拆迁后的“分家”中, 代内兄弟姐妹之间家产争夺的情况普遍存在。于是拆二代家庭进入双方“家产—婚配”“门当户对”高度互嵌的婚姻模式。父代执掌着家产的绝对拥有权, 为了延长“恩”向下流淌的代际跨度, 父代会加强对拆二代的婚姻干预, 以保证财产的代际流动能在实际上起到可孙辈一代的作用。这体现了拆二代较低能动性的家庭影响。

(《文化纵横》8月新刊)

(二) 拆二代弱能动性的多群体比较

转型期多元复杂的社会环境对于青年群体而言, 既是机遇, 也是挑战。在青年城市化的“城—乡”流动研究的启发下, 本文开启一种微观的视角:将大部分拆二代与其他青年群体 (进城务工青年、普通城镇青年、少数优秀拆二代) 进行比较, 以更好地理解其行为选择背后的家庭与社会关系逻辑。

首先, 拆二代与进城务工青年。农村打工青年一般将职业训练作为其获得发展能力的基础方式, 他们在进入城市后, 经济来源已逐步脱离农业生产, 并对原生家庭有着经济反哺行为。笔者在安置社区进行补充调研时, 一位从中部湖北某农村来苏南务工的青年与当地拆二代的弱能动性特征形成了鲜明对比。

问:“现在做什么工作?为什么来苏南打拼?” 答:“我大学毕业之后在湖北水利单位工作了一段时间, 觉得太安逸了, 每天和同事都是打牌、等下班。我才二十来岁, 这种日子想想都可怕, 应该出来闯一下……现在这份工作, 主要是跑业绩, 没有上下班概念, 但是能看到收益, 挺好。” 问:“父母对你有什么期望或要求吗?比如事业、婚姻这一块?” 答:“父母现在在老家, 肯定想着以后发展好了, 把他们接过来……我也想买房啊, 这地方位置太好了, 想定居下来, 但是估计还要拼很多年……房价太高, 父母也会支持一点吧。” 问:“日常社交生活怎么样?” 答:“基本没怎么出去社交, 老板的朋友也都是老板, 咱也搭不上。同学在这边发展的也少……之前朋友介绍个女孩子认识, 我去见过一次, 后来微信聊聊也没深入交往了。父母肯定也急, 这也没办法, 现代青年了, 靠家里介绍也不合适……随缘分吧。” (201810-SN-A, Y社区)

外来务工青年想要在城市“站稳脚跟”, 就要付出远超于普通城市青年和拆二代群体的努力。调研团队在其他中西部农村调研时发现, 务工青年的父辈代际支持, 一般更多地集中体现在子代婚配等“焦点性事件”上, 如嫁娶等。务工青年在“家—我”关系上, 相对脱嵌于原生家庭, 在“半耕半工”生计变迁下, “耕”的比重已经被“工”的部分不断挤压。调研发现, 年轻的务工青年, 除了需要度过“前几年稳定一下”的这个阶段之外, 他们对于原生家庭生计的贡献越来越多。笔者在陕西扶风县某小农型村庄考察时, 发现该地务工青年虽然在农忙时节大多需要回乡从事耕收劳作, 但仔细询问便知农忙回乡“只是搭把手”“有这个传统”。他们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年轻子代, 父辈则是完成“耕”的形式, 以及“自给自足”的老人农业。

务工青年与父代在空间上的分离, 使得他们难以在日常生活上嵌入到家庭之中, 原生家庭往往不会“无间隙”地干预务工青年的生活实践。这种“放风筝式”的“家—我”关系显然不同于拆二代。调研发现, 拆二代青年即便在婚后, 其日常经济生活也高度嵌入于原生家庭。

同时, 务工青年的社交网络在融入城市生活初期较狭窄, 但其融入城市生活的意愿非常强烈。 城市社区不同于农村社区, 其本质属性是陌生人社会结构, 务工青年在实现“人”的城市化过程中, 相对于拆二代而言, 有着显著的个体化面向。拆二代在“游离”的社会关系网络中, 家庭及亲缘关系圈的城市化节奏趋向一致, 这意味着拆二代在城市化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完整保留了传统亲缘关系网络。

其次, 大部分拆二代与普通城镇青年、少数优秀拆二代。较于拆二代而言, 后面两个群体更呈现出“不拼爹”的行为逻辑。普通城镇青年与优秀拆二代有着相对更为体面的工作, 他们对于城市中产阶层的追求有望在代内实现。之前的案例中, 拆二代对人生价值有着自我矮化的倾向, 他们甚至流露出“我们就是农村人”“他们城里人”等话语。而普通城镇青年与此相反:

问:“你现在还和父母住吗?平时工作生活状况如何?” 答:“婚后就自己买了房子, 准备搬出去住了……我们夫妻俩现在每月房贷要一万多, 基本能应付吧……我在街道 (办事处) 工作, 每月公积金七千多, 我爱人做家具生意的, 两人收入还行……平时周末, 在家弹弹琴、读点书, 和朋友出去聚聚。” (201810-SN-B, Y社区) 问:“您家孩子现在在哪工作?要不要你们操心啊?” 答:“在日本去工作了, 家里有房子的, 啥都有……供他读出去了, 不回来, 我们也管不着啊, 朋友也不谈一个, 我们也急的。” (201810-SN-C, Y社区)

与拆二代相比, 普通城镇青年, 尤其是家境相对优越的独生子女家庭, 他们出生并一直成长于城市环境之中, 外地求学后一般选择返回原生城市。他们作为城市“土著”, 有着稳定、正式的工作, 与原生家庭的“割离”属于婚后自然分家的状况。上述案例中, 那位在街道工作且公积金能拿七千的城市青年在购房首付和房贷仍需双方父母“补贴一点”, 日常生活开支也半嵌入原生家庭之中。笔者在苏南进行前期摸排时, 也收集了一些二手材料, 发现当地普通城镇青年的家庭, 至少在当地“扎根”了两代以上, 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已经完全城市化。但对青年群体而言, 需要耗费大量的经济成本来维持这种社交网络。调研中不少城镇青年的工资基本是月月光, 需要父母的“额外支持”。

可见, 普通城镇青年的生活状态, 就能动性而言, 介于拆二代和务工青年之间。如务工青年的“社—我”关系中, 因为缺少像城镇青年那样以代际为积累单位的社交网络, 他们在此层面基本处于“断裂”状态, 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务工青年, 缺少那种“同乡同业”的照护体系, 基于学缘的社会关系往往在就业机会面前遭遇“断裂危机”。拆二代则在城乡间“游离”的社会关系中, 呈现出自我价值矮化, 且与务工青年甚至有着相似的“强融入意愿, 而不得”的认知取向。

同时, 调研中发现 部分 优秀拆二代在职业选择上有着两种偏向:“创业”与“大城市”, 他们通过教育路径已经实现眼界的开拓, 对父代的“飞来横财”有种超脱般的“抗拒”。优秀拆二代在自我价值实现上有着更强的能动性, 于是在能实现更大财富积累的“创业”以及更为体面的“大城市”工作成为他们的职业首选。他们对社交网络、婚恋关系的建构能力要远超于父代所能提供的, 如上述案例中, 我们可以看出父代的经济权威已经难以约束子代的自主独立性。

由大部分拆二代青年与其他群体相比,他们在物质、社会、家庭等方面既有独特的优势, 也被钳制着。优势包括父代经济支持、无城市化压力等方面, 而钳制则表现在弱职业发展动力、自我价值矮化等方面。基于此可以发现, 拆二代青年在迎接转型时期城市化带来多维红利的同时, 其能动性却在一定程度上被物质、社会与家庭所“围困”, 以致呈现出弱能动性的群体表征。

— 2020年8月新刊目录 —

▍域外

美国:重回“分裂之家”?

吴 双

▍特稿

01.21世纪之惑——疫情危机与当代资本主义问答

李 陀

▍封面选题:疫情改变中国与世界

02.疫情危机与中国思想界的任务

柯贵福 郑 涛

03.世界的“去中心化”:霸权的危机与不确定的未来

魏南枝

04.美国长期金融资本向何处去?

唐毅南

05.多难兴盟?——新冠疫情与欧盟的秩序危机

章永乐

06.新冠疫情与中国改革

赵鼎新

07.上下联动:全球化的“义乌模式”

钱霖亮

▍天下

08.在西方讲中国哲学

孙向晨

▍公益理论与公益实践

09.公益的“中国式合作”道路——陕西妇女研究会的实践经验

高小贤

10.本土传统慈善文化的价值与反思——以汕头存心善堂为例

韩俊魁

▍重述世界史

11.西方工业文化中的“国家理由”

严 鹏

▍城市政治经济学

12.城市病是一种什么病?

谭纵波

▍观念

13.小康语义的历史变迁与现代启示

张 文

本文原发表于《社会发展研究》2019年第3期,转自“质化研究”, 原标题为 “ ‘被围困的能动性’:拆二代生活逻辑” 。 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 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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